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，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贡银币十万两，绸缎二十四万匹。两国代表对天盟誓，签订和约，这就是有名的“澶渊之盟”上世纪（十）之前的货币，还是以钢铁铸造的“钱”为主，以一千个钱为一“缗”（贯、串）缗是最的计算单位。本世纪（十一）两个条约所载，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，“两”已成为最计算单位。这改变，一直使用九○○年。到二十世纪初叶，才再改为以“元”为最计算单位。

宋帝国向辽帝国贡，显然大失面。但是，两国对抗，最好能把敌人消灭；如果不能，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朋友。长期的缠斗不休，再大的国家都会因疲力尽而瓦解。以当时形势，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。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。从○○年代一○○四年起，到下世纪（十二）—一二二年为止，凡一百一十九年。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，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国人民，初次得到安定。

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，并不是没有争执。争执经常发生，但都由谈判解决。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○四二年，辽帝国再度提关南地区的要求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独立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，结果增加每年贡数量，共银币二十万两，绸缎三十万匹。

二宋帝国立国神——苟且偷安任何新兴的政权，初起的时候，都会有一段时间有相当大战斗力。只宋帝国不然，它一开始就度疲惫。同样是中国人，在唐王朝黄金时代，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。可是一宋王朝，却成了病夫，不堪一击。

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，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，然而他终于叛变。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下的所谓忠心，并不可靠。要想绝叛变，不能单纯的寄托在下的忠心上，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。所以他定下原则：不让大臣有权，万不得已时，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。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的，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。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，观察来：这个表只列中枢三个机构，另外“尚书省”、“门下省”、“九寺”跟唐政府组织

一样，仍然存在，不过都属于辅枢，地位并不重要。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，而是分隶于皇帝。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，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，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（军事）或三司使司（财政）的事。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。

不但如此，政府各单位首长，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。像中书令，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，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级官衔，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，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。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，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，则由尚书省副首长（右仆）（尚书省首长尚书令，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）兼任中书省副首长（侍郎）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（尚书右仆兼中书侍郎判省事）这太复杂了，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，作一比喻。犹如教育长并不能过问教育的事，而由商业副长兼任教育副长，此一兼任的副长，再代理教育长，才是真正的教育长。

地方政府的情况，完全相同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（刺史·州牧）所有州长都是临时的，称之为“知州事”或“判某州”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，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。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，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，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，随时都会被调走。

于是，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，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，只求今天的演能够糊，便心满意足。在这情形下，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，而赵匡胤所希望的，恰恰也正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