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背景，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，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上，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。最闻名于世的湖广（湖北省及湖南省）税监陈奉，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不但征税，还公开地抢劫行旅，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。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（湖北武汉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，闯民宅，妇女，勒索财，稍为不满意，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，用酷刑追缴漏税。一六○一年，即本世纪（十七）第二年，武昌就因税吏一位妇女的案件，激起大规模暴动，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，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，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（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）向抗暴群众冲杀，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。群众更为愤怒，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，投长江。云南税监杨荣，比陈奉还要厉害，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，杨荣就一气逮捕了数千人，全都用酷刑拷死，又

税监跟矿监相同，而更普遍，像天津的店铺税，东海沿岸的盐税，浙江、广东、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，成都的茶税、盐税，重庆的木税，长江的船税，荆州（湖北江陵）的店税，宝低（天津宝坛）的鱼税、苇草税。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，但比起税监系统，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。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，说他漏税，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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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诩钧怒不可遏，亲自挥刀，要杀田义。撤销矿监、税监之事，就此告。

二矿监·税监但朱翊钧这个毒犯的无动于衷，并不是绝对的。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，仍然会理，如上世纪（十六）保卫朝鲜战役，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坟墓的现象。事实上，三十年中，除了上述“拿下”一次之外，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过，如本世纪（十七）初，朱诩钧曾因病危，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。

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给沈一贯。可是，到了明天，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乐愿望中，朱诩钧却竟然痊愈。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，一连派二十位宦官，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，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，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里的那些宦官，恐惧万状，向沈一贯叩血。沈一贯不敢再持，只好缴回。然而司礼监田义（一位有血的宦官）向朱诩钧劝阻说：“谕旨已经颁发，恐怕无法收回。”

然而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，他的反应却像蚤一样的锐。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，上午送皇，朱诩钧的“朱批”谕旨，下午就发了来。其捷迅速的程度，使宰相们自顾形惭。

一六○二年，朱诩钧染病沉重，再邪恶的人，到了临死，都会天良发现。朱诩钧对夜被召人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：“开矿收税的事，大家都反对，我因为殿没有筑成，所以采取权宜措施。现在可以停止了，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，也一齐停止，宦官一律撤回。”

在二十世纪，开矿是一件受人迎的生产建设，但在大黑暗时代，却是谋杀的手段。宦官在最初派遣时，固然只有一个人，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，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。在随从中，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，此十几个矿务官员，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（这正是所形容的“才还有才”的现象）每家以五计算，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上，这非生产的人事开支，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，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。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，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上，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，就可以了。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，那家房屋就要全拆除，以便开矿，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，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“盗矿”富家破产后，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上，他们被投监狱，苦刑拷打，直到全家尽死，或缴全“盗矿”的赔款。一个矿场即令枯竭，也不能关闭，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，所以全开支，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，都由当地人民承担。

形容采伐一供皇帝建筑殿的木，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，才能砍倒和运丛山。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，无不惊恐。

在那个时代，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。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什么？这是一个谜。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。郑贵妃所生，被怀疑谋夺嫡的儿朱常洵，封到洛（河南洛）当亲王，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，老爹老娘把从“矿”、“税”所得到的血腥钱，全给这个宝贝，希望任他怎么都不完。二十七年后（一六四一）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，这位宝贝儿跪在李自成面前叩乞命，仍被剁成酱，跟鹿拌在一起，被愤怒的群众吃掉，那些财富又

事情已十分明白，明政府跟全中国人民，已不能共存。凤军区司令官（风巡抚）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（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）有一段说话：“杀人父母，使人成为孤儿；杀人丈夫，使人成为寡妇；破人家，掘人坟墓（在二十世纪前，中国人一直烈崇拜祖先）；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，我们都于心不忍，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的臣民如此？”

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（指挥使）樊明，拷打后枷示众。一六○六年，民变与兵变结合，突击杨荣，把他杀掉。

除了矿监、税监，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。前者如采办木材，采办香料，采办珠宝；后者如烧制瓷，纺制锦绣绸缎。他们对人民的伤害，不亚于矿监税监。用采木作为说明，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，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：“山一千，山五百。”

号哀求，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，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。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，同样没有反应，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，也缺少一半以上，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，朱诩钧视若无睹，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，也视若无睹。宰相李廷机有病，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，都得不到消息，最后他不辞而去，朱诩钧也不追问。一六一九年，辽东军区总指挥（辽东经略）杨镐，四路攻新兴起的敌后金汗国，在萨尔浒（辽宁抚顺东）大败，死四万五千余人，开原（辽宁开原）铁岭（辽宁铁岭）相继陷落，距沈只六十公里，北京震动。全大臣跪在文华门（门之一）外，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，增派援军，急发军饷——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。大家又转到思善门（门之一）外跪求，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。

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的僵尸。

由宦官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，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，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，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，后世孙绝不可以更改，而“矿监”和“税监”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。所谓矿产，主要的是金矿、银矿和朱砂矿，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，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，官衔是“某地某矿提督太监”所谓税收，政府本有财政（）主持，财政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。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，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，称为“某地某税提督太监”简称为矿监和税监。

世界上再找不这政治形态，门闭，人们无法去，奏章投去如同投死人的坟墓，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。人民的哭号，官员的焦急，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，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，朱诩钧都无动于衷。

问题是，朱诩钧是忍心如此。

朱翊钧贪财而残忍，他在中除了毒外，便是喝酒，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，左右侍候他的女和小宦官，一不顺，朱诩钧就喝令扑杀（我们应牢记他“拿下”的威风）截至上世纪（十六）一五九二年统计，死在他鞭下的已达一千人。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，“一千人”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。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，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女和小宦官，被他杀害。只有一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，和颜悦，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。矿监、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，他们知，如果奉献太少，怒了那位在上的毒犯，自己难逃一死。

罪恶的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，杨荣事件后，就发生一件麻当有趣的反应。酒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，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，大为震怒。为了加这震怒的效果，朱翊钧拒绝吃饭，宣称：“杨荣算不了什么，我痛心的是，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