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自己编的！”

“%^*$%！”

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突然，有人惊喜的叫起来：“哈哈，我找到啦，找到啦，大胡用的是诗经的典故，这家伙，他把当朝相爷们全都骂去啦！”

……

很快，面对审讯者的问，苏轼悻悻的承认，他们，又找到了一把小飞刀。

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

“佳谷卧风雨，莫秀登我常。陈前漫方丈，玉惨无光。大哉天宇间，恶更臭香。君看五六月，飞蚊殷回廊。兹时不少假，俯仰霜叶黄。期君蟠桃枝，千岁终一尝。顾我如苦李，全生依路傍。纷纷不足愠，悄悄徒自伤。”

这首诗的问题在那里呢？最后两句：“纷纷不足愠，悄悄徒自伤”。

《邶风*柏舟》：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觏闵既多，受侮不少！

苏轼化用《诗经》，藏“群小”于文内，骂众臣于无形，算得犀利，只可惜，宋朝是一个文化空前发达的社会，就算在“佞”阵中，也不乏一的大文人大学士，这把飞刀虽然隐蔽，却到底还是被找了来。

***************

以《诗》获罪者中，案主名气较大的，除谢苏外，还有薛衡之“鱼藻”案，张商英之“嘉禾”案，吴元之“鸣条”案等，但三人事情分别记于《文祸—若个才人真绝代》、《文祸--党争：王与》和《文祸--临安十八年》中，此且不展开。

……不过，张缙彦之“将明”案，倒是一定要说说的，盖斯事非止可怜可笑，更足见两代文治之别。

说起来，能以《诗经》治罪，其实也非易事，能拈个中机巧的，也必是饱读诗书，更能会贯通的学人，唯至清，却变了样。

清顺治十七年，“甄三品员”，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所劾，罪为“缙彦序正宗诗曰‘将明之才’，其诡谲尤不可解。”就是说：主哪，姓张的给刘正宗诗集写序，夸他是“将明之才”哩！这个心意，太险太狠毒了哇！才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啊啊啊！啥，主您说汉官可自称“臣”？别介啊主，我虽然不幸长了一张汉，但里面裹的，可实实在在是颗满心啊！您看这膝盖里面，他连骨都没长啊！

这个事情的前后背景要详细展开，那要从顺治年间汉官的南北党争讲起，此不赘，只解说这四个字。

“将明之才”里，“将”和“明”是两个独立的动词，一指执行，就是执行力。一指辩明，就是判断力。两字连用是个专有典故，专指“辅佐皇帝的英才”，如汉诏中，就有“有司无将明之才“的责备。它的呢，在《大雅*丞民》，张缙彦此语，无非是小拍一下刘正宗的，用典古雅，可说平不低。

……但，可惜，典虽不错，时代却错了！

清帝及诸议政王大臣虽然无学，却偏生认得一个“明”字，却偏生最忌这个“明”字！